回不去的村庄

□刘爱玲 

老公二姐的公爹去世了，第二天我和老公前去祭奠。二姐的老家在红山窑镇姚家寨村，村子离县城不算太远，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沿着一条窄窄的水泥铺成的小路进了村，村里一片寂静。走近二姑姐公爹的院门，听不到人语，也听不到哀乐，更听不到哭声，要不是庄门前立着一个由氢气吹成的黑色塑料门，门头插着松枝白花，两边写着挽联，我们都要怀疑是不是走错门了。屋里的人听到声音，出来迎我们进了院子，他们是老人的两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妇，还有几个和我们一样前来祭奠的亲戚，总共也有十五六个人。

我们按照规矩来到老人灵堂前祭奠，之后被请进屋里。环顾四面屋里的摆设还是八九十年代的样子：进门就看见对面墙上正中间贴着巨大的毛泽东像，像前有一个样式很老的供桌，桌上还贡着几个寿桃。毛主席像两侧挂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相框，里面放着各种大大小小不同年代的相片。门左边一个大大的炕，炕上铺着用旧衣服剪的碎片拼接而成的床单。大炕对面是木质沙发，墙角摆放着一个橘红色的大立柜，炕墙上贴着九十年代的花鸟图画。虽然屋里的摆设年代已久，但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看着很舒服。三十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在翻天覆地，日新月异地飞速变化着，而这个院里的时间仿佛被凝固在了三十年前。其实凝固了的不仅仅是老人的家，而是整个村子。

寒暄中得知，老人已八十三岁，病了半年多了，按当地风俗八十多岁的老人去世应算喜事，所以儿孙们对老人的去世表现得很平静，外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寒暄一会儿之后，其他人到另一个屋里喝酒去了，而我则走出院门，打算在村子里走走，看看村里的变化。

我对这个村也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它是我老公从小生长的地方。记得我第一次来他家是1991年，当时的姚家寨在这一带和其它村相比，是比较富有的，因为姚家寨土地较多，赶上连续几年风调雨顺，家家余粮满仓，村里出现了四五家万元户，羡煞了很多人。

收成结束后，农民渐渐闲了下来，大伙每天都能看到小贩开着手扶拖拉机拉着各种水果和蔬菜进村和他们换粮食。婆婆家里的两口大缸，一个盛满了各种水果，一个装满各样蔬菜。没有人再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他们对眼前丰衣足食的日子很满意。

到了黄昏吃过晚饭，村里便热闹起来了：孩子们吃饱喝足丢下饭碗，冲到宽敞的地方，踢足球、跳大绳、捉迷藏、过家家；女人们拾掇完家务后带着小凳，聚到榆树下，纳着鞋底、聊着家常，打趣逗笑；男人们则聚到某家的大炕上，喝酒、打扑克、码牛九，个别时候玩到天亮还不想回家。

到了冬天人们彻底闲下来了，娶媳妇、嫁姑娘便成了大事。一家办喜事，全村人上阵，大摆宴席，从亲戚们来到亲戚们走完至少得半月时间。就这样冬天就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鸡鸭鱼肉的香味中不知不觉度过了。

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附近的学校没有了，孩子们被整合到城里上学，父母则进城陪读，在城里租了房子。由于经济拮据，居住困难，他们无力照顾老人，便把老人留在了村里，随着老人的离去，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子就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二姐和老公来到了我跟前，我才发现我已站在一个大坑边，这个大坑以前是一个涝池，全村人和牲口的饮用水就从这里提取。现在是一个干枯的坑，里面长满了一米多高的荒草。我看到涝池东面一户人家的院墙已经倒塌，院子里杂草丛生。我问二姐，现在这个村子还有人住吗？她回答说还有三家都是老人。

我们来到二姐家，当我跨进院门的一瞬间，一股熟悉而亲切的味道扑面而来。因为这个院子也是老公曾经的家，1993年我和老公结婚以后，公公婆婆就随他们在城里工作的四个儿子到城里生活了。这院房子就留给二姐住了。勤快的二姐把这个院子收拾得宽敞干净，屋里整洁亮堂。

我径直走进左边那两间毛坯房，那是我公公婆婆住过的地方，屋里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屋里的摆设和墙上贴的画和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家时一模一样。我不仅感慨万分，二十多年了，一幕幕往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仿佛看见公公坐在那张炕桌边抽着旱烟，婆婆坐在门口摘菜的画面。

我问二姐，你以后还经常来这里住吗？二姐说以前老人在，我们不得不来，现在老人走了，来的机会就很少了。姚家寨又多了三个被遗弃的院子。等村里剩下的那三个老人也走了，姚家寨就空了，这个村庄也将寂寞中腐烂坍塌最后化为尘土。

我走到正中那面挂了许多相框的墙前，取下其中最大的相框，仔细地擦去了灰尘，小心地装进了一个纸袋子里，我决定把它带回家珍藏起来。这个相框里有老公的爷爷奶奶和公公婆婆年轻时的照片；有小时候的全家照；有我们结婚时的全家照，有孙子孙女的结婚照；也有孙子们大学毕业戴着博士帽的照片。一个相框承载了一个家族的发展史，它的存在价值在我心中是无可估量的。

对回不去的村庄我们不必悲叹，这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阵痛过后迎来的一定是一个崭新的春天……

编辑：赵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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